但是，现实中，直接的行政相对人以外，还有许多有利害关系的人。

如果将相关矛盾及时释放并及时曝光，也就意味着经由相应法律程序机制来解决相关问题获得了充分的契机。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谢耕耘教授在对2010-2012年的舆情关注热点的实证分析同样发现，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所存在的复杂纠结，正日益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

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愿意借助社交媒介来传播和讨论某个未经核实、连始作俑者也往往无迹可寻的信息，并再建构其社会政治意涵，恰恰是因为其所身处的政治枢机仍然具有权威性的信息核实机制和公信力，也正因此，这类消息的非中心化传播，也正是为了给权威机构核实信息、阐明信息以一种倒逼压力。⑩ 从我国宪法所设定的宪政主义法权逻辑的展开来看，国民在重要公共问题出现的时候要求国家机构提供有关信息以澄清、释明有关事态并有效引导政治公议的辩论，是他们所享有的宪法权利的具体权能形式，更是国家公权力部门所必须承担的宪法义务和责任。网络谣言在生成、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随机性特征，常常使现有的各种规制手段陷于失效而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尴尬境地，这不仅说明规制手段本身或是文不对题或是存有规避问题实质之嫌疑或是存在着严重致命缺陷，更重要的是，它还说明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进入一个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关口，由于种种利益纠葛、社会矛盾的多元交错，致使整个社会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政治法律手段陷入到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怪圈中，因此需要辩证理性地审视这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并在宪政法权安排的宏观视角和面向未来的历史意识中建构对多元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样式的制度法理。一如萧公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宪政民主必须从宪政幼稚园的学习中起步，经由不断学习养成人民的思想力、理解力、评判力和法治意识，民权宪政虽不是不学而能，但也不是要学成而后才可以致用。1978年以来以立法为基本取向的法治建设，已经在官方的法治话语系统之外建构另一种国民法治话语叙事和法治愿景，那么接下来的法治进程就必须将这两种话语系统有效结合，进而为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治国方略找到切实的公民力量支撑。

是否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将这类具有不实内容的信息传播过程界定为网络谣言，也就可以从这个宪政主义的法权视角得出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看法了。或许认为容纳这样一些不同于官方话语，并对官方话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存在着结构可能性，并且其制作主体很难予以准确界定的信息纳入合法性框架，并因此启动宪法性法律的立法作业，这就意味着政府已经在绝不能被网络舆论所绑架(32)的阵线前节节败退了，不宁唯是，在当前中国公共舆论众声喧哗的情景中它可能会产生无法控制的破坏后果。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5％。

第18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在此案中，原告诉称自己受到了被告不合理的人事莅选制度的伤害。(27)Blumrosen, Alfred W,"Strangers in Paradise: Griggs v. Duke Power Co. and the Concept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Michigan Law Review(1972) 71: 59-110. (28)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Public Law 88-352, 78 Stat. 253, Section 706(a). (29)从1964年开始，美国种族冲突进入了爆发期。⑥比如，少数民族人口面临语言文化障碍，西部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规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加剧了这一障碍。

为此，应当加强就业纠偏行动的立法工作，建立专门的行政执法机构，完善纠偏行动的司法救济制度，强制性的就业配额制度与引导性的雇主激励机制相结合，兼顾干部人事制度与劳动保障制度，构建预防歧视与纠偏行动相结合的民族就业平等保障机制。参见田艳波：《从奥肯定律失灵看少数民族人口就业问题》，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7期。

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平等对于整个宪法体系具有指导作用，各民族公民不仅享有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应当享有平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加拿大、英国、南非、北爱尔兰等国的就业纠偏行动都属于这种类型。(27)其次，歧视是故意实施的过错行为。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⑦又如，西部与东部、南疆与北疆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类型差距明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差、第一产业依赖性高。除了宪法性法律的权利宣告之外，一系列部门法规定了少数民族就业纠偏行动措施，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业促进法》、《公务员法》。尤其是1967年夏天，美国的暴力种族骚乱出现了井喷期，史称暴力之夏。第4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新华网，2014年7月1日访问。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二分之一。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11条规定：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5％。本文着眼于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就业困境与结构性就业障碍的关联性，旨在探讨纠偏行动矫正结构性就业障碍的法律功能，分析纠偏行动与我国宪法平等原则的内在一致性，指出现行少数民族就业纠偏行动的制度缺陷，总结主要多民族国家就业纠偏行动的法治经验，提出以少数民族就业纠偏行动为重点完善宪法实施工作的构想。

在国务院为落实本法制定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上述就业优惠规定进一步弱化为：上级人民政府指导民族自治地方制订人才开发规划，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培养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各级各类人才。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为8.45％，分别比全疆平均水平和汉族低3.75和9.16个百分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自然生理或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上差异不仅难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加以克服，并且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竞争的成败，如果法律无视这些差异，进而将所有人视为抽象的和无差别的人格主体，并赋予相同的权利义务，最终将加剧社会阶层与民族群体之间的不公平。其一，形式平等指的是任何人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和尊严，在自由人格的形成上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提出坚持就业第一，增强就业能力的民族工作要求。(22)Robert J. Weiss, We Want Job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7, p. x. (23)陈超：《论实现体现劳动的法律政策体系》，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4期。

如少数民族职业培训和少数民族教育优惠，通过增加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本投入来提高少数民族的职业竞争能力。法院在裁决中指出：种族歧视当然属于群体歧视。

劳动就业领域的民族平等问题涉及我国宪法基本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各族群众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是政府的重大宪法责任。主要的多民族国家在劳动就业权利领域普遍经历了禁止歧视向纠偏行动的转型，以纠偏行动纠正弱势族群的就业障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功法治经验。

(11)形式平等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确立的宪法理念，其主要功能在于防范等级特权、法律恣意或故意歧视行为。汉族党政机构负责人的比例从1.72％增至1.85％，维吾尔族党政机构负责人比例则从0.84％下降到0.47％，实际人数也从3.773万人下降到2.555万人，降幅为32.3％。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第36条第2款规定：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相对于教育优惠措施，我国直接的就业纠偏行动严重滞后，鼓励用人单位主动录用少数民族员工的雇主激励制度尚不健全，各种灵活或严格的少数民族雇佣数量标准依然整体性缺位，如企业财税减免优惠政策等引导性就业促进政策尚不健全。作为调整少数民族劳动就业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从立法技术上看，本条法律规则存在着逻辑结构不完整、内容确定性较差的立法缺陷，难以有效实施。

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实施民族就业纠偏行动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有效避免民族间利益调整所引发的零和局面。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1人。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担负着为各民族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为了便于为使用本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公民服务，国家公务员应当配备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母语岗位，且这一岗位的比例应当适应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首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形式平等原则和违宪审查制度是消除制度性就业歧视的法律途径，任何与宪法平等原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及抽象行政行为都将面临违宪风险。

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资料，在6岁及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少数民族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为5.66％，分别比全疆平均水平和汉族低3.09和7.54个百分点。在少数民族劳动就业纠偏行动领域，现行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立法工作滞后，责任主体不明，纠偏手段单一，难以对用人单位实施有效引导和干预，未能通过积极的就业纠偏行动消除严重的结构性就业障碍。

(32)虽然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使得就业纠偏行动一度遭遇反向歧视诉讼与宪法严格审查，但是在上世纪美国调整种族关系的关键历史时期，健全而高效的纠偏行动法律制度最终促成了种族就业平等的实现。(19)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并将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视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在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的电报中即明确提出了民族干部的政策问题：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完善干部人事制度纠偏行动的同时，重点实施劳动就业领域的纠偏措施。(13)民族经济政策则要求国家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为此国家需要兴办专门的民族文化、教育等事业，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劳动就业与社会福利领域切实享有平等的权利。

我国现行法律在禁止歧视与纠偏行动上的差异性规定表明，纠偏行动更多的是一项道德义务而非法律责任，难以应对严重的结构性就业歧视现象。加拿大、南非、北爱尔兰也经历了与美国相似的法治历程，在反歧视法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就业纠偏行动的法律功能，纠偏行动的受益群体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纠偏行动的拘束对象不仅包括政府雇主，而且涉及广泛的私营企业，纠偏行动的法律方法主要采用设定目标与任务。

法院认定：某些雇佣措施、程序和考试方法在表面上是中立的，甚至在意图上也是中立的，但依然有可能违反民权法案第7章。我现行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机制较为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在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利领域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民族优惠制度。

第20条规定：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在结构性就业障碍的形成过程中，既不存在歧视性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明确的歧视行为的实施者，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也并非是出于种族偏见和种族压迫的故意。